每年的六月三日是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的校庆日。它是在一九二五年反帝爱国的“五四”运动中诞生的，又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被日寇炮火炸为灰烬。热心教育的光华人掸掸灰尘，擦干眼泪，不畏险阻，艰苦奋斗：一面在大后方成都集资重建大学中学，一面在上海孤岛——沦陷区改姓易名，继续教学，不使弦歌中绝。
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。一九四五年八月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，光华恢复了校名，新辟了校舍，扩大了规模。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年代里，广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不管校内外反动党团的破坏迫害，坚持教学，顽强斗争，最后迎来了上海的和平解放。
在建国初期，特别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年代，光华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志愿军，其中不少成为党政领导骨干和科技带头人。在1951到1952年院系调整中，光华被并入新建的华东师范大学、同济大学等校。
我于1931进入光华附中高中一年级，1934年毕业，同级同学有姚克广（依林）、谢云晖、董寅初、朱启銮等。1940年初我在光华毕业后，在附中任教。1945至1946年我为复校投入全部力量；1948至1951年，任大学副教授兼附中校长，直至1951年春离沪来京。
我们光华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校友，在回忆在校时的学习、生活、战斗经历时，总不免心情激动，百感交集，特别是对老师的循循教导、同事们的同甘共苦，记忆犹新。当时没有为“素质教育”、“减轻负担”这类问题所苦，而教学秩序井然，质量上乘。在80和90年代光华校友会集会时，老校友（包括姚依林、尉健行、黄辛白、周而复、杨纪珂、周有光、张允和）侃侃而谈，追念光华老师们对他们培育之恩。
廖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、领导和同事。在大西路的光华校园里，大学楼通向中学楼的甬道上（中间竖立着旗杆），可以见到一位身材瘦高、戴金丝边眼镜、精神抖擞、手提公事包的中年教授，从中学楼走到大学楼，每天往返好几趟。这就是光华附中主任、大学教育系教授兼主任，以办东南大学和附中著称于世的、遐迩闻名的教育家廖世承博士。
1931年秋，我考入光华附中高一年级，当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13岁的孩子。起先我并不认识廖先生。有一次我和一群同学拒绝上几何课，要求校方撤换这门课的任课教师。廖先生把我们叫到主任室谈话，随后把我单独留下，严厉地训斥我说：“你父亲是大学校长，你怎么能跟着闹事，成何体统！”我默不作声，很不服气，心想这事与我父亲有什么关系。从此便对廖先生望而生畏，不敢接近。
但是，廖先生在思想上对我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则起了很大影响。记得我在光华大学快要毕业时，父亲问起我将来的志愿，我脱口而出：中学校长、大学教授。父亲含笑地带着一点好奇的口吻问道：“那你能满足于200多元的月薪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不重要，我的志愿是办好一所私立中学。”当时我的心目中是以廖先生这位教育家为榜样。
1940至1941年间，我在光华附中任教。当时大西路校舍已毁于炮火，学校迁到租界内证券大楼八层；廖先生则已去湖南主持蓝田师范学院。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，我参与光华的复校工作。父亲不幸于日本投降之前一个月逝世，于是校董会决定聘请朱经农先生为校长，廖世承先生为副校长兼附中校长。在廖先生未到任前由我代理附中校长。他们两位先后于1946年秋到校就职，而当时我已出国深造。1947年底，我回到上海，朱经衣先生要我担任光华大学副教授兼校长室秘书、附中副校长。这样一来，我开始与廖先生、我所尊敬的老师共事，我始终把他看作我的领导。1948年底朱校长逝世，校董会任命廖先生为大学校长，不再兼任附中行政工作。我仍在大学任教并兼校董会秘书、校长室秘书、附中校长，直到1951年春，我辞去光华职务，离沪赴京任教。
在这三年多时间里（1948至1951）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光华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在政治上，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在校内外展开激烈的、公开与秘密的斗争。反动当局经常迫害、逮捕进步学生。一小撮反动学生还以改私立为国立大学的幌子，妄想引狼入室，把光华变成党棍统治的学校。在经济上，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，物价高涨，使只靠学费收入的私立学校很难维持下去。
面对如此动荡的局势，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。从1948年春开始，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学生连续对我进行攻击、威胁，在校园里刷满攻击我的大字报，企图把我驱逐出校。我忍无可忍，向朱经农校长严正表示，如果不严肃处理这帮气焰嚣张的反动学生，我拒绝到校上课上班。为此，廖副校长亲自带领各系学生会主席到我家来“挽留”、“敦请”。廖先生恳切地要我“以学生学业为重，返校工作”。后来这帮学生又发动“改私立为国立”的风潮，到南京去“请愿”。实在闹得不成样子，朱、廖两位校长才把为首的若干人开除学籍。1949年春，在学校被迫停课后，我和张祖培总务长共同去营救一批被捕学生，廖先生把学校钤记和他的私章交给我们，表示支持和信任。
通过3年多的共事关系，使我更加尊敬作为教育家、作为行政领导、作为同事的廖世承先生。1951年春，当我心脏病复发，要求解除光华职务时，廖先生思索沉吟，对我表示同情，同意放行。对此我万分感激，因为如果他坚决挽留，不放我走，那么我的大半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遭遇了。……
依林在校时名叫克广，他不是寄宿生，每天乘校车从静安寺来学校，从不迟到。1931年他在高一乙班（理科），我在甲班（文科）。他的功课极好，不仅数理化，中英文基础也很扎实，可称班上佼佼者。记得有一年全校举行中学英语背诵比赛，他名列第二，我列第一；接着全市中学比赛，他名列第一，我列第二。从此我们的友情倍增，假日互相串门。
我没有上过小学、初中，常识缺乏，不关心时事。克广强我甚多，经常同我一起阅报，为我讲解。他多次为附中半月刊写稿，有一次约我写一篇介绍世界经济会议（1933年6月）的文章。我起先不敢答应，经他再三劝说才勉强写成初稿，由他润饰成文，在半月刊上发表，一次试验成功，他又约我写第二篇，即《从墨索里尼说到希特勒》，也由他修改定稿。这样他就成了我的写作和时事启蒙学长。
我们同年（1934年）毕业于光华附中，他考上清华大学，我考上沪江大学医预科，南北分道，但我未读完一年因患疟休学，第二年（1935年）转学燕京大学，改学外国语文。初以为同在北京，又能与克广切磋琢磨，孰料日寇侵犯，华北局势吃紧，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把一向不问政治的我也卷了进去。我同克广只在1935年秋见过一面，此后他就全心全意投入革命，而我仍回到书斋去做“学者”梦。
一别十五载，解放后看到“姚依林”的名字在报上出现，有人告诉我，他就是老同学姚克广。我当时虽然经过学习被上海市教育局正式任命为光华附中校长，但仍有不少思想问题和顾虑，对自己的前途也感到茫然，于是决定北上求教于已成为革命老干部的姚依林。1950年春依林约我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见面。他身披黄色棉衣，脚踏布鞋，魁梧的身躯，亲切的笑脸，对老同学没有丝毫架子。他让我把想不通的问题统统摆出来，耐性地为我解释，最后说了一句中肯的话：“想不通没有关系，暂时搁在一边，在实践中慢慢自会理解，共产党不会因为你的出身歧视你，还是要看行动和真才实学。”我一直牢记这句话。
依林是一个很念旧的君子人，对老朋友、老同学关心备至。有一位光华同学最早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介绍给依林阅读，这位同学后来被错划为右派，全家被迫迁到新疆。依林得悉这位同学死后家属无依无靠，设法帮他的妻儿回到原籍。在廖世承校长95岁冥诞时（1987），我曾写信请他撰文纪念，他复信说事情太多，无暇执笔，答应到廖先生百岁冥诞时再写。五年后（1992），我又写信提醒他的诺言。每次校友会开会，他接通后即使不能来，也必写信或电话请假。我的三个哥哥都因公事与依林相识，没有一个不称赞他为人笃厚诚恳，处事认真不苟。
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，光华大学和附中在上海证券大楼8层楼复校，第一件大事是恢复校名——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改名为“诚正学社”（文学院）和“格致学社”（理、商学院），中学改名为“壬午补习学校”；第二件大事是争取校舍，要求赔偿战火中被焚的大西路校舍。
当时朱经农、廖世承两位先生尚未返沪就任大学校长、附中主任，于是由朱公谨先生和我分别暂代，并聘请翁文灏为校董会董事长。我受校董会委托，与有关方面折冲交涉，力图从敌伪房产中争得两所校舍。
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之后，设立“敌伪产业管理处”，负责敌产调查分配，但敌伪校舍分配权则属于上海市“教育局”。我起初认为根据光华大西路校合惨遭焚毁的实情，凭借翁、朱、廖几位的声望，分到敌伪校舍是轻而易举的；孰知国民党官员的推诿敷衍作风，令人望而生畏又生气，大半年时间就浪费在奔走几个衙门之间，事情仍无眉目。
有一天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路过上海。他知道先父藏有《水经注》全谢山校本，来函要求借阅。我就捧了这部珍本趋访住在外滩百老汇大厦的胡博士。他见到我把书带来，非常高兴。谈话之间，又进来一位客人，原来是上海市当时的“教育局”局长顾毓王秀。胡适向我介绍来客，我说认识，因为半年来我已几乎踏破教育局的门槛。顾氏见我同胡适谈得正来劲，就一反常态，立即表示友好。我乘机向胡适述说光华校舍被毁的经过和目前学校处境的困难。胡适以前也曾在大西路光华大学授课，1937年5月他还在北京为我的六姐证婚，与先父常有鸿雁往还。现在他手中正拿着《水经注》全谢山校本，乐得做一份人情，于是转脸向顾氏询问上海敌伪校舍分配清况。顾氏心领神会，马上向我表示，日内可到教育局商议。
趁热打铁，我次日上午就去教育局找他，没有费多少唇舌，就把手续办好，立即把公文送到“敌伪产业管理处”，等候通知。
1946年8月，在我出国之前，正式批文终于下来了。拨给光华的是坐落在虹口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日本学校，作为大中学的校舍。
（搞自《万象》2000年第6期）
